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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熊国剑为何不能见容于官场  

2014-05-17 08:10:5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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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国剑为何不能见容于官场

杨耕身

熊国剑在湖南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,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。在那之后,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,无论民间还是官方,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,熊国剑屡屡陷入“自证清白”的尴尬境地。而在2003年之后,成为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一改往日“刺头”形象,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。但这位一度选择归入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官员,不久前却又因江永“违规进人案”被再次“逼上梁山”。当地官场许多人猜测,是熊国剑引爆了此事。虽然自己并非那个举报人,但为了“保护自己”,熊国剑选择了尽可能地将此事公开。

如果像马丁·路德·金所说,“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,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,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。”那么历史也必将要记录,一个不愿意“过度沉默”者的遭际。不论是屡屡陷入“自证清白”的尴尬,还是因为得罪了整个官场而感到的害怕,熊国剑一已的经历,展示的正是他作为“体制内不良现象反对者”的艰辛与苦涩,亦是他作为体制“异类”的成本与代价。

我们看到,再次被“逼上梁山”的结果,是熊国剑在江永的处境越发艰难。但是真正发人深省的,不是熊国剑可能面对的某种威胁,而是一种永远不能见容于官场的孤寂感。这就是他对《南方周末》所表示的,“我真的压力很大,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。”一种正义的行动,一种不愿意“沉默”的选择,为何只是成为旷野呐喊式的悲壮?

这样一个“官员记者”充满苦涩的经历,正是一个地方官场的现实镜像。它让我们看到,一些“庸常的恶”如何在无形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,这种共同利益又如何潜移默化,使得“恶”成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潜规则,而与之相对的“善”则成为众矢之的。

作为一个事实,是在江永官场,不少人对因“违规进人案”而被查处的官员充满同情。而且在此案最初被举报时,违规案件本身没有成为焦点,江永官场却一致聚焦于“谁是举报者”这个问题上。这种对于举报者的“追查”,不仅导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、危机四伏,也使得几个怀疑对象苦恼不已,纷纷借各种场合表明清白。

仅从这场曾使江永官场风声鹤唳的追查“内鬼”行动来看,不难发现这个地方的官场文化有着怎样的价值错乱。熊国剑不可能成为这种官场文化当中的英难,因此只能成为“异类”。如果说,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,曾经使得年轻的熊国剑一度仗义执言,为民请命,那么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现实,使得他在十数年间选择了“缴械”沉默,也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,最终逼得他做出不再沉默的选择。

作为“官员记者”的熊国剑的确是一个样本,让我们可以一窥某种官场文化的陈习与积弊。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,“我是体制内不良现象的反对者。只是这种不良现象太普遍了、太严重了,好像不良现象就变成了体制。其实体制内还是有不少好人,只是好人都沉默了。”

或许有人会说,熊国剑在他所侧所官场所感到的孤独,是一种局限,因为他毕竟有民心及舆论的支持。但我不免以为这样的说法是有失娇情。一种体制如何对待来自它内部的批评者,最终体现的是体制本身的正义性。使熊国剑沦为异类的体制,恰恰是一种负能量的自我强化。

别让不良现象“体制化”,别让熊国剑们成为体制的异类,关键在于体制重新找到与民众利益相同的共同体,并且找到法治的原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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