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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《性之变》解答  

2014-11-17 17:02:5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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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潘绥铭《《性之变》解答》

性之变

 

潘教授好,我是新京报记者吴亚顺。

1、做性社会学研究,您常说到“性革命”这个基本概念。“革命”二字如何理解?

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。急,发生在短时期内;剧,改变的幅度大。革命对应于:改良、渐进、进步、发展等等。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,没有政治含义,例如工业革命、技术革命等等。

 

2、新书《性之变》探讨的是21世纪头十年的变化,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、1949年前后,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

首先,由于2000年之前没有随机抽样的全国调查的成果,因此无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对照。

其次,当然可以进行定性的历史比较。在《性之变》的开篇,已经定性地论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。更加久远的历史发展情况,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已经论述过了,因此在《性之变》中不再详述。

 

3、这十年,也是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。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,她们的觉醒,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,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

《性之变》只能从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角度揭示中国女性的变化,调查问卷中没有包括女性的整体情况和社会地位状况,因此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变化。

如果定性地来看,我觉得“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”稍有夸张。它很可能主要表现在“私领域”之中,在“公领域”中很难得以证实。尤其是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,相差实在太远。

因此只能是像我在《性之变》中所说的那样:到21世纪,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。现在就加以总结,为时尚早。

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:如果性开放的中国女性没有显著地增加,那么男人的性开放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迅猛发展。

 

4、我注意到,您这本书有时用语颇具生活气息,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笔法。这是您在消解主题的敏感性,来满足一般公众的阅读需求么?

我没有过您说的这种考虑。

《性之变》是实证研究的著作,而不是抽象思辨的哲学书,因此它本来就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,而不是使用作者臆造的各种概念来剪裁生活。

尤其是,学术永远是远远落后于生活发展的。最近十年中,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,例如“性福”、“一夜情”、MB等等,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。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,仍然沉溺在19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,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。这样的所谓“学术”,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,不要也好。

我自己努力过了,提出了“性趣度”、“性风采”、“亲密消费”、“性福度”、“性取向度”、“性总分”等概念,现在只等同仁的批评了。

 

方法论

 

1、我对您做性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很感兴趣。在“卧底”红灯区、展开调查、分析数据等方面,您有哪些具体的做法?

《性之变》是调查问卷的定量的统计分析著作,不是定性研究,也不是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,因此不涉及后两者。对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,在《性之变》中已有大量介绍,而且多于很多其他的同类著作。

至于以下的问题,在我以前的著作中已经说过太多,就不再赘述了。

2、能再讲讲您在红灯区的“卧底”经历吗?

3、在展开性社会学研究时,您如何处理“隐私屏障”?

 

性教育

 

1、在网上,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对您的性社会学研究好奇,想报考您的研究生。另一方面,大学的性教育相当欠缺。这两者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可能互为因果。现在,大学性教育的整体状况如何?性教育课程有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必修课的可能吗?

我认为,在大学本科阶段,所谓“性教育”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,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的和全社会的性(Sexuality),而不仅仅是解决自己个人的性问题。国际上的大学教科书中,关于Sexuality的都是这样的内容。

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,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。在1985年的时候,连医学在内,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Sexuality的课程;但是到2012年,仅仅据我所知,除了医学,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,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。

至于何时可以成为必修课,我不这样看问题。

首先是因为Sexuality课程不是宗教灌输,没有必要搞“大一统”和“一刀切”。总会有些老师有志于开设这个课程,政府和大学所做的仅仅是不禁止即可。我们研究所过去就资助过这样的老师,今后也将如此。但是我们没必要去呼吁当局允许,而是要对任何一级行政领导的禁止进行问责。

其次,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,如果大学生真的对Sexuality感兴趣(包括自己希望获得帮助),那么即使没有课堂教学,也完全可以自己主动搜索到,而且往往内容更多。真正的问题是:究竟是什么东西,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大学生这样做?

 

    2、您带的研究生主要有哪些学习内容?毕业后,从事性教育、性社会学研究的多么?

我已经有14位博士生和2位博士后毕业,他们主要是在各个大学中任教,其中至少有4人已经开设了与Sexuality有关的课程,其余人将来都有可能开设。这既是我的奋斗目标,也是我人生中最为欣慰之事。

还有一位女生去了国际著名公司做客户研究,录用她的最主要理由恰恰是因为她随我在红灯区做田野调查3个月之久。该公司认为:在中国,如果连小姐都能调查,那么调查我们的用户就不成问题了。

我的博士生在校期间,除了理论学习与研究之外,每个人都曾经出国进修或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有些是多次。他们也都参加过我组织的各次性调查,只不过调查内容不同而已。但是他们的博士论文,主要是他们自己独立做调查的成果,并不是使用我组织的调查的数据。总之,由于中国的性研究的圈子很小,因此他们在毕业的时候,基本上已经站在学术前沿上了。

 

社会话题

 

1、农民工常年在外,性需求难以解决,形成了一批“临时夫妻”。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?农民工如何面对、解决性需求?

可以参见《性之变》中关于“不婚同居”的论述。

此外,所谓“农民工的性需求”,多少有些炒作的味道,甚至有贬损底层人民的嫌疑。怎么不去讨论讨论那些长期住在国外的:使领馆官员、工程师、商人?尤其是,谁敢来讨论一下解放军战士的性需求?

 

2、今年,时常传出中小学生被性侵的新闻,其中包括男老师对小男孩的性侵。我们大多会关注受害一方,但可能也需要了解施害人的动机、心理。您对这一类事件中的施害人,有怎样的观察和思考?

我要反问:这样的事情,以前就少吗?不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,就一定更少吗?或者说,以前性侵中小学生的人、现在性侵非中小学生的人,就一定更加可恨/不可恨吗?

国际上对于广义的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,对策也多如牛毛。为什么我们不引进呢?这才是真问题。

 

    3、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,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,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、危险,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。新兴工具之于性,在您看来,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挑战?

《性之变》中已经讨论过了。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:

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,只要有可能,都会迅速地运用于“性”的方面,但是迄今为止,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,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。例如,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“奸情”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?可是要想建立“奸情”,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?

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,是比尔 盖茨所说的“虚拟现实”电脑技术。在《性之变》中已经引用和分析,您可以引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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